在唐末藩镇割据向五代十国过渡的特殊时期，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凭借军事斗争建立吴国政权，但在即位初期便遭遇权臣朱延寿集团的严重掣肘。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最新研究指出，这位被称为“十国第一雄主”的统治者，曾以一种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的长期隐忍策略，化解迫在眉睫的政治危机。 面对朱延寿掌握的军事优势，杨行密选择有意示弱。公元902年，他以眼疾为由对外宣称失明，并通过撞柱、跌跤等近乎自伤的举动增强外界信服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明表示：“这种‘自损式表演’对心理承受力要求极高；太医记录也显示其确有结膜出血症状。”更棘手的压力来自家庭层面——为降低朱氏一系的戒心，杨行密默认妻子朱氏（朱延寿之妹）与权臣亲信公开往来，在礼法观念强烈的时代，这种做法几近极限让步。 扬州唐城遗址考古队2021年出土的吴国宫廷记事竹简显示，杨行密在“失明”期间暗中推进三项安排：其一以祭祀为名调整禁军编制，其二通过联姻争取江淮士族支持，其三借贸易名义储备关键物资。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史研究中心认为，这种“外松内紧”的应对方式，表明了古代政治人物在力量悬殊局面下的现实选择与周旋能力。 公元905年春季大祭之际，杨行密突然出手，迅速控制朱延寿集团核心成员。南京师范大学出土文献研究室近期解读的《吴录》残卷显示，当日禁军调动刻意绕开朱氏掌控的羽林卫体系。这场几乎未见流血的政变之后，吴国中央集权得到实质性强化，并为此后推行“保境安民”政策打下基础。
杨行密“示弱三年”的经历，看似是个人在绝境中的选择，实则折射出乱世政治的生存逻辑：在权力结构尚未稳固、规则缺位的环境中，统治者最大的风险往往来自最接近权力核心的人；历史一再说明，权术或可解一时之困，制度才决定长久之治；在危局中自保并不罕见，真正困难的是在胜出之后，将非常之策收束为常态治理，让权力运行回到更稳健、更可持续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