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北京第八届国际战略与安全论坛出现引发关注的发言；新加坡巡回大使陈庆珠在主题演讲中提出，应对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设置制度性约束，此番表态随即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当前国际治理体系面临多重压力。统计显示，2025年9月加沙停火决议被单一常任理事国否决，已是当年第三次出现类似情况。否决导致关键决议难以推进，被一些观察人士视为机制层面的“功能失灵”，联合国在重大国际危机中的协调能力也因此受到质疑。深入来看，否决权机制的设立有其历史背景。二战后联合国体系通过赋予大国特殊权利以维持战略平衡，这种安排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国际联盟时期“议而不决”的困境。数据显示，1945年以来，五常共行使否决权293次。近十年否决使用频率较冷战时期下降63%，但单次否决的影响往往更为突出。
围绕否决权的争议表面上是制度安排之争，深层则反映出国际社会在动荡变化中对“如何实现集体安全”的再次追问。联合国改革既要立足历史现实，也需回应当代治理需求。只有坚持多边主义，在兼顾主要大国合理关切与广大成员国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持续凝聚共识，国际机制才能更有效应对危机，并更稳健地维护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