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把时间拨回到宋嘉祐二年，这可是一个改变苏轼命运的春天。当时礼部贡院里堆满了满是对偶声律和斧凿痕迹的八股文，主考欧阳修和参评梅尧臣都感到有些乏味。可就在这时，苏轼的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像一股清风一样飘进了他们的视线。这篇文章虽然不事雕琢，却句句扣人心弦，透出一股“孟轲之风”。欧阳修和梅尧臣一眼就相中了这位少年，毫不犹豫地点了他为第二名。苏轼后来回忆说自己来京师逾年都没怎么见过他们的门，一句“非左右为之先容，非亲旧为之请属”，简直把“英雄不问出处”写到了极致。 这份幸运让苏轼感受到了莫大的震撼，他先是翻出《诗经·鸱鸮》和《尚书·君奭》替周公喊冤：“召公那么贤明、管蔡那么亲近他，仍然不能理解周公的心。这样的富贵有什么意思？”接着又想到孔子被厄于陈蔡的时候还弦歌不辍，颜回更是不改其乐。他突然领悟到：“至大的道理很难被人容纳；但只要能自得其乐，这就是君子。”周公的热闹富贵比起孔子的冷板凳来，竟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 七八岁开始识字的时候，苏轼先听说了“欧阳公”，后来又听说了“梅公”。两人在文章里上下其议论，那种山林之气让苏轼着迷。等到及第之后亲见梅尧臣，发现他容色温然而不怒，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苏轼终于明白：所谓“飘然脱去世俗之乐”，并不是要逃离红尘，而是把红尘炼成文字的炉火。 信的末尾苏轼引了一句《论语》来自勉：“不怨天，不尤人，优哉游哉，可以卒岁。”这话听起来像是谦辞，但实际上是一份宣言：既然有大贤在身旁指引，何必在乎车马喧嚣？乡民围观或者俸禄斗升这些都不值一提；“为大贤之一卒”，胜过当俗世的万户侯。 这封写给梅尧臣的信其实是苏轼送给大家的三重礼物：重新注解了周公、孔子的命运——富贵贫贱都能自得其乐；现场“安利”了梅尧臣的人格——温而厉、威而不猛；给自己立了一个警句——“不容何病”，把考场失利变成了人生坐标。 千年之后我们重读这封信，会发现它像一条暗河悄悄把三重价值送到了我们面前：道义观是道大难容却可自乐；交友观是不求门庭若市只求心有丘壑；人生观是不佞天不尤人悠游卒岁。当职场内卷和流量为王成为常态时，苏轼的“贫贱之乐”就像一股逆流提醒我们：真正的观止不在于文章句读的华丽而在于敢于在不被理解中继续发声；真正的知己不在于掌声雷动的舞台而在于灯火阑珊处的那一声轻叹。 咱们得感谢康熙把《古文观止》选出来让我们看到这些名篇。这部书其实不止是“观止”于康熙那个时代而是穿越了六百年时空把周公、孔子、苏轼、梅尧臣都请上了案头。短短二百二十篇上起东周下迄明末却像一条暗河悄悄把散落各代的文心串了起来。当苏轼写下《上梅直讲书》的时候他其实是在和梅尧臣进行一场跨越半生的灵魂握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这句来自《论语》的注脚被苏轼拿来照见了自己的考场际遇也照见了两代文人的精神血脉。 大家看看这个名单：召公、周公、孔子、孟轲、宋仁宗、康熙、梅公、梅尧臣、欧阳修、欧阳公、管蔡、苏轼、陈蔡、颜回。这些名字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部厚重的历史画卷。从这里我们能看到文人的风骨和智慧也能感受到时代的变迁与发展。